[3]该开放性兜底条款必然需要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2条来适用。

目前对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主要有以下任务： 一、理清行政主体概念的核心内容，行政主体到底是以行政任务为核心，还是以行政职权为核心。行政主体的称谓虽有缺陷，但已约定俗成，没有必要更换一个新的概念。

在宏观背景上，行政分权和社会分权在中国都不足以支撑西方原装行政主体理论。[19]行政主体是统治权的主体，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实现目标完成行政任务的手段。五、中国公法理论得以提升，国家理论、主权理论、自治理论、分权理论达到国际化水准，同时又不失本土特色，不脱离全球化视野，又能够解决中国问题。这与行政主体理论建立背景密不可分，除了王名扬先生的著作和日本南博方的《日本行政法》译介到中国的理论背景之外，正是行政诉讼立法和实施的需要这一现实背景促生了中国式的行政主体理论。[16]在此理论背景之下，要求《行政诉讼法》贯彻国外行政主体理论的精神，自然缺乏现实性。

( 2) 只要州法律有规定，针对作出争执行政行为或对请求行政行为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本身。我们常说，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在与法院的关系方面，如在新西兰对法官作出的合宪性解释，在英国对法官发出的不一致宣告，在加拿大对法官给出的违宪判决等，其议会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看法，因而有必要通过废除旧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的方式作出回应。

[24] 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传统模式的权利保障困境，弱司法审查制度将权利保障责任分配到法律的起草和审议、司法适用以及立法回应等不同阶段，通过政府的一致性报告、法院有限度的司法审查以及议会的立法回应，建立起体系化的权利保障新模式。从行为指向来看，前一规定为各级立法主体施加了合宪性保障义务，要求它们在制定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以宪法为最高的规范依据。首先，政府和法院在各自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已过滤某些存在侵权之虞的立法，把争议性较大因而需要诉诸民主过程的立法留给了议会。[34]同前注[3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450页。

其原因在于，它们内部仍然有不少人信赖议会的权利保障能力并对司法审查是否会导致法官独裁心存疑虑。在我国，落实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虽然也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内容，但至少在当前阶段，它还不是我国实施宪法的中心任务。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4期。[36]有观点认为，我国《立法法》中的不适当是指不合理、不公平，不包括与上位法直接冲突的情形。[41]参见汪新胜：《宪法诉愿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0～126页。[12]加德鲍姆（Stephen Gardbaum）指出，只孤立地观察议会或者法院并不能发现新模式的独特性，包括议会和法院的关系以及立法前的政治性权利审查在内的整个程序，才真正创造了新模式的新颖性。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勾勒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本相，对中国学者的误读加以澄清，并在当前语境下重新讨论弱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35]同前注[3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1683页。立法监督主体在对下位阶立法备案审查的过程中，应当以宪法为最高判断依据。根据我国《立法法》第82条，地方政府规章除了可以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还可以规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另一方面，我国《立法法》第97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1]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受英联邦国家启发，国内学者尝试从弱司法审查的视角重新理解我国的宪制安排。此外，政府还通过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维持基本公共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根据该条例第7条，军事法规主要包括执行性法规和职权性法规，前者是为了执行法律（狭义）的具体规定，后者是为了落实宪法赋予中央军委的各项职权。应当看到，当前我国与合宪性审查有关的制度实践并不完全符合义务规范体系的要求，有必要加以发展和完善。对于法院而言，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审查各种议会立法，尽管其力度是有限的。[27]此外，通过弱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配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之间分配基本法解释权的设想，也带有维护法秩序的取向。在传统模式下，受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管得最少的政府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一方面，既有研究中的某些观点预设了通过弱司法审查维护法秩序的功能立场。

她们认为，英联邦国家制定的权利法案在性质上属于议会性权利法案（parliamentary bill of rights），据此建立的弱司法审查制度主要依靠议会对立法草案的审查来保障公民权利。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合宪性审查的权力配置研究（项目编号：2018M641584）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英国社会多次发生的立法侵权事例，[17]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权利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变革的必要性。三、弱司法审查的中国言说忽略了什么 在梳理了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本相之后，再来审视国内学者的有关言说，可以发现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偏差。

作为合宪性审查义务规范体系的总则，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有学者希望把宪法解释为我国《宪法》第131条中法律的一种，从而开启法院适用宪法的大门。

第二，弱司法审查制度包含的各种措施在我国是否具有适用性。[1]中国共产党依靠长期积累的执政经验，成为政治化实施宪法的主导力量，这是无可争议的既定事实。二是新西兰的解释一致模式。然而，国内学者把法院和议会作为弱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研究对象，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有以偏概全之嫌。

[37]也有学者把这些法律规范称为合宪性审查的间接审查对象，属于广义的合宪性审查范畴。最后，对于弱司法审查制度所指向的各权力主体而言，公民权利在规范上构成它们各自行为的底线。

[28]然而，既有研究对功能主义研究进路的贯彻是不彻底的，这集中体现为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描述性和规范性混同的现象，一方面，学者们用它来描述英联邦国家的制度实践，另一方面，学者们又用它来指导改造和建构我国的宪法实施制度。更重要的是，议会可以通过普通立法程序，与法院就权利保障问题展开对话，这为弱司法审查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4]由于议会回应和反制司法判决的难度不高，弱司法审查得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司法审查区别开来。如果不对两者进行区分，有可能导致合宪性审查被合法性审查替代，宪法的作用就无从发挥。

通过合宪性审查来维护法制统一，理应成为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目标。[4]参见王锴：《强形式司法审查抑或弱形式司法审查？——一场有关司法审查性质的论战》，《清华法治论衡》2013年第2期。其一，所谓职责是指职务上应尽的责任，[35]它强调的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作为义务，要求它把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作为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方式之一。第一，报告的主体是政府部门成员，在英国是负责起草法案的政府部长，在加拿大是司法部部长（也是检察总长），在新西兰是检察总长。

笔者认为，弱司法审查对我国的最大启示在于：议会（人大）至上不等于它要对所有的问题事必躬亲，不宜将对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期待全部置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一身，而是应当直面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真实过程，根据各级立法与司法主体的实际能力，使其承担相应的合宪性审查职责，构建体系化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众所周知，反多数难题堪称司法审查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它在议会至上的体制下尤其容易引发质疑。

摘要:  出于为我国宪法实施找出路的初衷，学者们将源自英联邦国家的弱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了中国。[6] 最后，是对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具体应用。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相似性，让国内学者看到了重新理解并改进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可能。第五层次是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的审查，包括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两种情形。